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新区成立以来动作频频,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各国家部委纷纷前往雄安考察。新区成立仅三个月,从北京南站至雄安新区的动车就已正式开通。雄安新区成为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居民等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随着大城市核心区功能和产业过度聚集、人口快速增长以致超过短期承载力,“大城市病”逐渐显现。欧美国家大都市问题的出现可追溯至19世纪,而国内对该问题的重视始于改革开放。无论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治理“大城市病”的主要手段包括:疏解功能、调整产业结构;都市圈内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布局;发展城市群,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建设新城则是实现上述手段的一个重要载体。
点击收起
点击查看更多
必须从更大空间范围研究北京的发展,重点解决包括京、津、冀北诸多城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再回到北京的问题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津冀地区100万—500万人口的大城市相对缺少,缺乏能够抗衡京津极化效应的反磁力中心城市,这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城市群里区域性中心城市会蜕变为功能性城市,与该区域其他城市共同带动区域发展。因此,雄安新区更需要从城市功能的角度去规划、建设。
雄安新区要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河北的优势在资源的供应,但在科技创新业、服务业上还比较落后,要和北京、天津协同发展。
规划雄安新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端定位,集聚国际国内优秀人才,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
要把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与促进河北发展相结合;把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企事业单位发展相结合;把通过行政力量疏解与市场力量疏解相结合。
雄安新区战略需要高超的政策执行。行政手段可以提供“第一推力”,但之后雄安要如深圳那样进入自主运行,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雄安新区建设要吸收国际新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日本筑波科技城与雄安新区有一定的共性,它的发展路径值得雄安新区借鉴。
雄安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协同发展的试验区。要优先发展新能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环保产业、智能产业、现代服务业。
新区建设应立足已有生态环境基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雄安新区建设应加强顶层谋划,全面摸清底数,将雄安新区古代村落、古民居等文物遗迹的保护规划纳入到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新区建设应建立在对白洋淀水系及其生态系统现状结构功能等课题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并贯彻反规划、海绵城市、生态城市等规划建设理念。
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要交通发达、环境优雅、集约高效,做好顶层设计,建设绿色交通主导的综合交通系统。
雄安新区的空间布局形式要为探索人口与经济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作示范。从城市布局上防止“摊大饼”,克服“大城市病”。
雄安新区80-90%都将是装配式建筑,要解决技术体系不完善,配套部品企业研发不足,人才队伍缺乏的问题,实现弯道超车。
国内媒体
境外媒体
白洋淀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属于大清河水系,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污染、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生态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支撑。
目前白洋淀面临缺水和水污染两大环境问题。由于地热丰富,导致地下水资源超量开采,白洋淀地区成为华北平原的“漏斗”。上游含磷工业污水的排放致使白洋淀水质达劣V类重度污染,严重威胁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生态安全。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指出,人们只有回归到那种小型的、田园般的、开放性的城市中生活,才能获得经济、社会、自然和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当城市的容纳限度达到上限需设立新城时,必须在6000英亩以外选址,城市生活满足“自足”和“平衡”的要求,成为母城的“反磁力中心”。
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关于“建立新城解决城市问题”的理念被认为是新区研究最早的理论雏形。其中,控制城市规模、分散城市功能、绿带环绕城市以及新型的土地开发理念,对后来的卫星城建设、新城镇运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田园城市理论
典型案例:1903年和1919年,霍华德在英国主导建立了两个试验性的田园城市,即莱奇沃思(Letchworth)和韦林田园城(Welwyn),虽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但有力推动了西方大城市周边卫星城镇的建设,如维也纳中心规划、伦敦花园新村规划等。
20世纪初期的新城一般称作卫星城,这一概念是田园城市理论的延续。早期的卫星城为“卧城”,居民的工作和文化生活仍在主城,附属于中心城市。在有机疏散理论的影响下,卫星城开始拥有一定数量的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可接纳部分居民就地工作,成为半独立的城市。
经过不断实践,人们意识到卫星城规模较小、功能单一,不具有独立性。二战结束以后,卫星城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其身份转变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新职能的新城。新城城市规模扩大,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离中心城市距离增加,减少依赖;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共交通和公共福利设施,综合性更高。
新城建设形成大伦敦地区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英国的新城运动最具有代表性,其他国家的新城建设也呈现出相似的路径。 第一代新城——哈罗新城 第二代新城——坎伯诺尔德 第三代新城——米尔顿•凯恩斯
在大量建设卫星城、新城的基础上,部分大都市周边逐渐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在一定空间聚集的多中心城市群或城市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烈的全球竞争促使城市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多中心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多中心城市群是指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至15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通过新的劳动分工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彼得•霍尔)。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在于人口不断集聚;跨越州、市及跨国化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区;城市间进行产业分工合作等。
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欧盟发布“欧洲空间发展愿景(ESDP)”,持续推进多中心城市区域的规划与建设。美国出台的“美国2050空间展望”中也首次划定11个巨型城市群。
“美国2050空间展望”中划定11个巨型城市群
典型案例: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波士华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在对外开放初期,面对国内资本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管理体制与国际市场环境脱节等一系列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以1984 年为起点,国家设立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发展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示范效应带动下,在地方层面上又相继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各类开发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典型案例:苏州工业园、南京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从1990 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大城市中心增长失控、市—县二级地方治理结构的掣肘等一系列问题,许多大城市纷纷采取建设“新城”的模式,通过发挥空间重构效应,来实现大城市地区多中心结构和空间均衡发展。在新城建设的快速发展期,因不同的功能需求、区位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出现了诸如工业新城、奥体新区、会展新区、火车站新区、空港新城、海港新城、大学城、居住新区、行政新城等各种类型的新城。
亦庄卫星城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北京亦庄卫星城、首都航空城、广州大学城
进入21 世纪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新协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跨越拐点迈入新的阶段,城镇化红利快速消失,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危机开始显现,使得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鉴于此,国家积极设立国家级新区,通过国家级新区的“多方位先行先试”,深化对外开放,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同时,促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目前中国总共已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典型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
2015年开始成立国家级城市群。它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国家级城市群一般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珠三角城市群
典型案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新区成立以来动作频频,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各国家部委纷纷前往雄安考察。新区成立仅三个月,从北京南站至雄安新区的动车就已正式开通。雄安新区成为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居民等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随着大城市核心区功能和产业过度聚集、人口快速增长以致超过短期承载力,“大城市病”逐渐显现。欧美国家大都市问题的出现可追溯至19世纪,而国内对该问题的重视始于改革开放。无论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治理“大城市病”的主要手段包括:疏解功能、调整产业结构;都市圈内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布局;发展城市群,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建设新城则是实现上述手段的一个重要载体。
2001——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由建设部(现住建部)审定,吴良镛主持,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提出“规划大北京地区,建设世界城市”的构想,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2004——京津冀“廊坊共识”
河北廊坊举行京津冀三方和各界人士参与的京津冀区域合作论坛,提出京津冀在公共基础设施、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速一体化进程的愿望。2013——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
提出京津冀共建“畿辅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搬迁至此。201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
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指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
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国内媒体
境外媒体
白洋淀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属于大清河水系,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污染、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生态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支撑。
目前白洋淀面临缺水和水污染两大环境问题。由于地热丰富,导致地下水资源超量开采,白洋淀地区成为华北平原的“漏斗”。上游含磷工业污水的排放致使白洋淀水质达劣V类重度污染,严重威胁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生态安全。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指出,人们只有回归到那种小型的、田园般的、开放性的城市中生活,才能获得经济、社会、自然和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当城市的容纳限度达到上限需设立新城时,必须在6000英亩以外选址,城市生活满足“自足”和“平衡”的要求,成为母城的“反磁力中心”。
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关于“建立新城解决城市问题”的理念被认为是新区研究最早的理论雏形。其中,控制城市规模、分散城市功能、绿带环绕城市以及新型的土地开发理念,对后来的卫星城建设、新城镇运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田园城市理论
典型案例:1903年和1919年,霍华德在英国主导建立了两个试验性的田园城市,即莱奇沃思(Letchworth)和韦林田园城(Welwyn),虽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但有力推动了西方大城市周边卫星城镇的建设,如维也纳中心规划、伦敦花园新村规划等。
20世纪初期的新城一般称作卫星城,这一概念是田园城市理论的延续。早期的卫星城为“卧城”,居民的工作和文化生活仍在主城,附属于中心城市。在有机疏散理论的影响下,卫星城开始拥有一定数量的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可接纳部分居民就地工作,成为半独立的城市。
经过不断实践,人们意识到卫星城规模较小、功能单一,不具有独立性。二战结束以后,卫星城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其身份转变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新职能的新城。新城城市规模扩大,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离中心城市距离增加,减少依赖;并进一步完善了公共交通和公共福利设施,综合性更高。
新城建设形成大伦敦地区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英国的新城运动最具有代表性,其他国家的新城建设也呈现出相似的路径。 第一代新城——哈罗新城 第二代新城——坎伯诺尔德 第三代新城——米尔顿•凯恩斯
在大量建设卫星城、新城的基础上,部分大都市周边逐渐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在一定空间聚集的多中心城市群或城市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烈的全球竞争促使城市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多中心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多中心城市群是指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至15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通过新的劳动分工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彼得•霍尔)。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在于人口不断集聚;跨越州、市及跨国化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区;城市间进行产业分工合作等。
在此理念的影响下,欧盟发布“欧洲空间发展愿景(ESDP)”,持续推进多中心城市区域的规划与建设。美国出台的“美国2050空间展望”中也首次划定11个巨型城市群。
“美国2050空间展望”中划定11个巨型城市群
典型案例: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波士华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在对外开放初期,面对国内资本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管理体制与国际市场环境脱节等一系列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以1984 年为起点,国家设立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发展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形成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示范效应带动下,在地方层面上又相继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等各类开发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典型案例:苏州工业园、南京国家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从1990 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大城市中心增长失控、市—县二级地方治理结构的掣肘等一系列问题,许多大城市纷纷采取建设“新城”的模式,通过发挥空间重构效应,来实现大城市地区多中心结构和空间均衡发展。在新城建设的快速发展期,因不同的功能需求、区位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出现了诸如工业新城、奥体新区、会展新区、火车站新区、空港新城、海港新城、大学城、居住新区、行政新城等各种类型的新城。
亦庄卫星城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北京亦庄卫星城、首都航空城、广州大学城
进入21 世纪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新协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跨越拐点迈入新的阶段,城镇化红利快速消失,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危机开始显现,使得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鉴于此,国家积极设立国家级新区,通过国家级新区的“多方位先行先试”,深化对外开放,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同时,促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目前中国总共已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
典型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
2015年开始成立国家级城市群。它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国家级城市群一般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珠三角城市群
典型案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
景观中国出品
策划:胡晞曦、许裕敏
设计:冯 超
E-mail:news@landscape.cn
编辑部:010-62747825
广告合作:010-8278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