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标志城成政治博弈标志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话题事由：300亿元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全国热议。昨天，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文化副都”是史无前例文化忽悠

　　苏少鑫：该项目复旦大学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称，建这个城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则楚：北京的功能和压力从来就不只是在文化上,而是在目前的由行政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利益分配制度上,比较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的规模即可知。在民间文化方面，北京和济宁相去甚远，谈不上什么可替代性。因此，想建中国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减轻北京的压力，纯粹是空想。

　　李公明：我不认为这里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文化副都”。一座真正的都城首先是人们的生活之城，不是光在每年唱几台戏的什么庙呀堂呀可以充当的；真正的文化之城更必须是由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成，绝非什么领导大笔一挥就可以无中生有的——这些本来都是生活的常识、文化的常识啊！

　　退一万步来说，既然说是为了减轻北京的压力，那就承诺把上至文化部下至各种全国性的文化部门、艺术机构统统都搬迁到山东济宁吧，让文化官员和他们的太太们都成为这座都城的常住居民吧，否则如何减轻北京的压力呢？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文化副都”不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忽悠吗？

　　邹啸鸣：北京之所以成为“首都”，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城市成为“首都”的原因一致——那就是“权力集中权利”的结果。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都是由政府所集中管理和使用。所谓建设一个“文化副都”的思维，其实仍然是这种制度架构的延伸。有区别的是从北京延伸到其他城市。其实，减轻北京压力的另一种方式是分权。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解决“钱流”的方向。因为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是“调动资源的资源”。

　　而目前的税收制度能量太强，很容易就可以将全国产出的很大部分集中到首都，然后由首都来“分配”。所以全国各地都不得不“跑部钱进”。济宁之所以热衷于将该项目建设到本地，就是这种制度架构下的“分蛋糕”行为。而其他地区的代表之所以反对的潜在原因，在于希望自己的地区也能加入这个分蛋糕的队伍。

　　一城之地“标志”中华文化荒唐之至

　　苏少鑫：有反对意见称，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标志”或者“代表”中华文化。这是否有道理？而从文化的要义来看，动用公共财政去宣传、推广比如是孔孟这一文化符号、文化观念，是否意味着对孔孟之外同属中华文化的另外文化符号文化观念的不平等？比如说，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创造一个法治、宽松自由的文化发展环境，让文化在多元竞争中得到发展。

　　王则楚：专制社会当然要独尊儒术，有利于思想控制嘛。百家争鸣、思想解放当然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对君为臣纲或一句顶一万句的作用则多少有点负面影响。张市长尊孔不过是从地方出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统套路，无可厚非，福建南安尚有建洪承畴纪念馆者，大家大可一笑过之。

　　李公明：其实，从研究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选址的对错也许根本不重要，关键的错误是它试图以一地一城为整个中华文化的“标志”，已是大谬。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对于“中国文化”这一流行概念的质疑是最有启发的：他认为必须正视民族差异、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化。在日常语言中泛用“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概念可以接受，进到学术语言中则应尽量避免泛泛而论“中华文化”，而在大规模的工程规划中则更不可以随意拉扯“中华文化标志”这样的旗号作虎皮，否则将是极不严肃、极为荒唐的。

而所谓的把这一“标志城”建设成为中华“文化名城”、成为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圣地”则更是荒唐之至——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哪种宗教的文化名城、圣地是靠在今天立项目、招商引资而建造起来的？

　　必须警惕借复兴传统文化之名而推行政绩工程，导致劳民伤财、弄虚作假、生态破坏、腐败丛生——这样的政绩工程难道我们还少见吗？

　　济宁地方政府关心文化事业，是天大的好事。据说现已查明的济宁地区有各类文物点7000多处，古建筑3000多间，收藏文物15万件，这些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展览陈列工作是否已经做得比较好？在孔子先师的故乡从事教育工作的每一位中小学老师是否都能按时领到工资？贫困村庄的学校还有“三无现象”吗？更从社会环境而论，本地区的民生如何、吏治怎样？

　　凡此等等俱是为官一方者的基本职责，更是以复达前贤礼仪文明为己任的济宁地方官员所极需回答的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的政绩，弄好了再来想“标志城”的事也未迟。

　　邹啸鸣：信息经济学认为，文化是一种共同信息。所谓“相同的文化”意味着这些信息“我知道，你也知道，我还知道你知道”的公共信息。它的意义在于降低交往和交易的成本。这种共同信息的形成，依赖于历史过程中的传承和积淀。

　　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文化，取决于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垄断或竞争程度。还取决于文化的接受者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实际上，哪些文化可以被传承，决定权基本上是历朝历代的官府。儒文化与奴文化相辅相成，所以获得了历朝历代官府的选择。所以诸子百家中，它可以一枝独秀几千年。

　　在现代社会，什么样的文化会被继续传承，这个选择权应该是公民的权利范畴。政府与其花巨资建设一个“文化符号”，还不如将这些钱发给每个公民，由他们去自由选择，哪种知识或文化可以改善他自己的处境，哪种文化就会被他所选择。也许还有人会喜欢那种与奴文化形影相随的儒文化，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也要允许其他人选择自由平等的文化。

　　济宁市长志在必得气势从何而来

　　苏少鑫：葛剑雄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花多少钱也论证”。对一个需要投资300亿元之巨的工程，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人大。我们已经感受到地方领导志在必得的气势了。有舆论所担心的，人大从来就抵挡不住领导的雄心壮志，对舆论的这种担心，您怎么看？

　　王则楚：市长花的钱从哪里来？此类建设的一般套路是由持有批地权的一级政府牵头成立房地产企业，通过招标拿地，然后资本运作融资，得到资金进行开发。这些资金根本就不在政府的财政预算内，人大和政协根本无法从预算上了解，更不用说施加影响了。但是它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到时却要地方的财政用纳税人的钱来还的。因此，这个漏洞必须被堵住，否则这些志在必得的气势是无从制止的，而人民的利益正从中流走。

　　李公明：目前舆论的担心是太有道理了。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居然敢说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这实在是欺全国的民情民意太甚。近年来不少官员说话学乖了，但这位官员口气敢如此横蛮，无非就是有现在“挺建派”人人口中不离的那柄“尚方宝剑”。

　　看来，这一“标志城”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博弈的一个“标志”——也是对人大、对全国民情民意的严峻考验。

　　邹啸鸣：其实，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要降低将私有财力转化为公有财力的比例和能力。其二是公共财政的支出方向必须充分体现公民的意志。其三是官员的“气势”只能反映公民的意志，而不能成为官员个人的意志。

　　当然，我并不反对官员的雄心壮志。我建议这类文化建筑可以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建设。比如通过股票市场来筹集资金。官员们如果真的热衷于“传承文化”，那么请他们掏自己的腰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在这种情形下，到底这种建筑要“花多少钱，占多少地，选择哪些标志，传播哪些文化”的问题，就无须我等去操心。他们的雄心壮志就会受到理性的约束。